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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少数的职场歧视,我们采访了四位gay友

关于性少数的职场歧视,我们采访了四位gay友-篮球, 第一次, 男孩, 男友, 性取向, 处男, 同志, 变态, 人生-gaylife-男郎社男人得了一种病。

在那个年代里,医生治不好的统称为“绝症”。男人没慌,他的父母慌了。

硕士毕业后,父母没劝他抓紧就业,反而让他早点结婚。因为父母担心这种病“迟早被乱石投死,家里的祖坟都会被挖出来”。

男人没听劝,又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上写下了“关于某地男同性恋社会互动方式研究”的字样。

那是噩梦的开始。

进入体制内工作,他遭受到数不尽的歧视和嘲讽后,他选择给世界留下一封遗书。

这个男人就是浙江省湖州市某政府办事员——吴维。

距吴维自杀事件过去不到二十天,一篇名为《我被主管骚扰的这三个月》的文章被网络刷屏,文中讲述了一名北漂的同性恋青年被女主管以性取向问题骚扰长达三个月的经历,期间女主管多次以“同性恋”、“有病”、“处男”等字样对主人公进行言语攻击和骚扰。

在当今的职场环境下,LGBT群体所遭受的歧视、骚扰依然存在,但大多时都会隐没在黑暗里。

据财新网引用北师大心理学部的研究报告,将近85%的性少数学生曾感到过抑郁,40%曾在过去一年内有自杀想法。

抑郁有内因,也有外因;家人的不理解、职场的歧视,皆能够成为抑郁的外因。

当今,性少数群体在学校或者职场遭受霸凌和歧视的情况屡见不鲜。关于性少数遭受的职场歧视现象,我们采访了四名男同志朋友。

我没有力量反抗暴力,我只能妥协

囚鸟,32岁,体制内工作,女性气质突出。囚鸟给人的第一感觉:一个敏感又脆弱的男人。

他说身体里有两个自己:一个真实,一个非真实。那个真实的自己是他内心深处,渴望成为的自己。非真实的自己则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他的童年由于身体弱小,遭受过数不清的校园欺凌。

“上小学的时候,同住一条街的高年级男生一直欺负我,喊我假女儿,有时候还会跑到我的教室门口堵我,打我。”

囚鸟的父母很疼他,但却不理解被霸凌的痛苦。当他告诉父母自己被欺辱时,父母告诉他要顺从和妥协。

被欺凌的状况并没有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职场。

他没有详细地讲述工作情况,只是当我在问到进入职场有被欺凌吗?囚鸟连着说了三个:“太多,太多,太多”。

同事的集体孤立与语言攻击使他常常觉得孤立无助,但已过了而立之年的囚鸟,却有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坚强。

对于职场里的流言蜚语,他说:“你经历多了,就会产生抗体。如果有人骂你,你回骂就行,次数多了,你就会坚强地站在那里,他们就觉得你不好惹了。”

对于一些性少数由于受不了歧视而选择结束生命的行为,囚鸟说:“这个世界太大了,活在当下比什么都重要。我要真实且努力地活。”

能遇到理解包容你的朋友

真的是一种运气

宽叔, 38岁,公职人员,出柜。

“我七八岁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别的同学都喜欢女孩子,我幻想的恋爱对象却是男生。”

与那个年代难以接受自我的性少数不同,宽叔并没有出现惧怕情绪,他选择坦然接受自己的取向。

虽然获得了好朋友的支持,但仍然有些不友善的人会给宽叔带去烦恼。

“我从小学到中学就有一个困扰,那就是别人对我的歧视。有的同学会给我起不雅的绰号,开过分的玩笑。我永远记得我和班上另一位同学,因为我们两个都属于某些特征比较明显的人,大家就叫他‘大变’,叫我‘小变’,‘变态’的‘变’。”

他表明,这些言论对他的心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性格再开朗的人经历这些后,都会发生改变。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害怕在人多的地方出现,也不喜欢发表言论,所有会引起别人注意的事情我都不会做。”

2004年宽叔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来到四川,就职于在某个机关单位。

谈到环境的改变,他觉得工作之后的环境反而轻松自在了许多。尽管是在体制内工作,身边的同事也不会拿他的取向作谈资。

“从和同事的聊天中可以感觉出来,他们觉得这种事情和自己没有太多关系,自然也不会去说什么。”说到自己的领导,宽叔还打趣道:“我们领导和我说过,你结婚一定要请我啊!哪怕是和男孩子结婚”。

他认为能身处于这种和谐的工作环境里,是自己的运气。

“整体环境下还是主流文化占主体,换作其他地方和其他人,他们是无法认同我们这种边缘文化的。所以能遇到理解包容你的朋友,真的是一种运气。”

对于性少数轻生的事件,宽叔认为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外界的压力,才会导致当事人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

“如果不是心理不够强大,是不会决定轻生的。他们如果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就绝不会想到自杀。尤其是在职场中,如果你有知心好友,那就可以获取某种力量,让你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如今的宽叔对于LGBT群体有着更深的认识,他坚信:“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惧怕流言蜚语的攻击。我们要抓住一切机会,让主流社会认同我们。”

我走到哪里,出柜到哪里

他叫腾枫,31岁,建筑行业工作者,出柜。

2016年腾枫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逃离,渔民之子的出柜之路》的文章。文章讲述了他的同性恋人生经历。其中包括校园欺凌、与男友接吻被家长发现,为逃婚两次离家出后、寻求医生和网络帮助。

起初的腾枫认为喜欢同性是错误的,一直自卑地活着,直到23岁父母开始催婚,腾枫在焦虑不安下选择离家出走。

第一次离家出走的效果是徒劳的,被抓回家的腾枫立刻被父母安排相亲。第二次,他踏上了去往外省的列车,决心不再回这个家。后来父母的示弱让他重新归家。

腾枫找到一个同性恋亲友会的组织,联系到上海一名同性恋的妈妈。他想通过别人的劝说来打动自己的父母。

漫长的交流后,父亲最终向他表明态度:“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

腾枫回首往事感悟到:“曾经的逃离,和自己的不够坚定有关,妥协只会让父母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让出柜的过程更纠结,拖得更长。”

如今的腾枫已得到家人的理解。工作中,腾枫也毫不隐瞒自己的取向,他说正是由于这份坦诚使自己收获了同等的尊重。

腾枫最后说到:“没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反正走到哪里,出柜到哪里。”

我的故事始于张国荣

万宇23岁,同性恋,心理学专业毕业生,部分出柜。

他的故事始于张国荣去世的当天,姨婆拿着张国荣的专辑对他说:“这个人是同性恋,他自杀了。”

当时只有七八岁的万宇莫名的心慌了。多年之后他再次形容当时的情境:“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事即将发生。”

读小学时,万宇发现自己没有喜欢的女生,他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同。随着网络的发展,不正当的信息告诉他:同性恋天生就有艾滋病。于是他强迫自己与女生交往,后来还是以失败告终。

他明确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开始强烈地焦虑。他认为自己得了不治之症,不敢和任何人说,甚至也想过自杀。

万宇去了广东省某高校读心理学专业。他期望心理学能告诉他性少数存在的理由和自处的方法。他从学科上得知:“同性恋是正常的。应该尊重不同的取向,这就和打球一样,不能因为喜欢打篮球的人多,就说打排球的人不正常。”

2018年毕业后,万宇去了某日企做HR。

“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企业,公司的气氛严格到我上班伸个懒腰都会被领导说,我和旁边的女同事出了柜,她很理解我,这让我感觉很欣慰。”

如今的万宇打算考研,希望硕士毕业后能进入互联网公司工作。

“毕竟是网络行业,大家的思想和接受程度会更加开放,工作环境也会相对轻松,不过最重要的是想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

在万宇的朋友圈里,有许多优秀的LGBT朋友朝气蓬勃地活着,也有人选择在黑暗里醉生梦死,过着看不见光的日子。

万宇说:“同志被社会接纳是大趋势。即使如今的发展会走些弯路,但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囚鸟、宽叔、腾枫和万宇,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他们顽强生长。他们证明着:LGBT群体亦凡人。

相信是实现的开端

2018年9月27日,青岛某区仲裁委宣布“同志教师劳动权第一案”立案。

青岛幼儿教师明珏(化名)从事教育事业已经10年,但被前单位学生家长意外发生其正在进行同志公益活动,并向前单位曝光其身份,而遭到前单位辞退。反复沟通无效后,该同志教师对用人单位非法解雇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委确认受理此案,并决定于11月13日开庭审理。

这成为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性少数群体开始正面应对职业中的歧视,而非被动接受。

1969年6月27日星期五,美国发生了著名的“石墙事件”,为了纪念石墙事件,每年六月大大小小的同志游行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起来,六月也随之成为了同性恋骄傲月。

其实无论是异性恋群体,还是性少数群体,本质并无不同,也无任何因身份而骄傲之处。性少数群体因少数的身份而骄傲,是因为在当今时代,性少数个体依旧面临着因身份而带来的种种心理困境与现实困境,骄傲月的存在是对现实歧视的反击,是和歧视者宣言:“我是如此的为自己而骄傲。”

当然澈澈更想看到的是:更多的人包括异性恋和同性恋,对各种的歧视说“不”,更文明的就业环境就此产生;在未来,骄傲月消失,因为不再会有人因身份而遭受歧视。澈澈愿意先选择相信,因为相信是实现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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